作为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北宋的繁荣直接促进了朝廷财政收入的空前增长，其年税收甚至超过了统治者的最高预期。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和苗役税等钱，所入至六千余万。”
然而巨额的收入并未让朝廷变得富裕，由于“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的困扰，北宋常年收不抵支。
那么在财政危机面前，北宋到底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敛财？这些手段又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一、始于钱荒，成于纸币
讲到，由于市场的繁荣，北宋流通领域所需的钱币也大幅增长，同时作为具有技术优势的生产国，国际贸易发展也让宋铜钱担负“世界货币”的职能。
就目前的考古结果来看，宋铜钱在南亚、中东甚至非洲都有发现，且数量巨大，常常成吨出土。
陕西出土的宋代钱窖
但在如此巨大的需求量下，乏铜的中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供如此多的钱币的，因此北宋铜钱的发行量即便超过唐代的20倍，也常常爆发严重的钱荒。
商业在于流通，流通离不开货币，铜钱的短缺严重打击了北宋朝廷的统治，《资治通鉴长编》中就有对钱荒严重性的描述：
“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
北宋从中央到地方从未摆脱钱荒的梦魇，益州则是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四川古代几乎没有铜矿，乃至于到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铁钱的地步。
现存宋代铁钱
铁不是稀缺的金属，其价值远远低于铜，因此使用铁钱肯定是极不方便的事情。《宋史》中曾有大臣上奏感叹感叹道：
“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携持。”
沉重且低值的铁钱甚至在川蜀地区还催生了“背夫”这个特殊职业，即有钱人逛街实在带不动这么多钱，只能雇人来背。
民间的创造力永远是巨大的，为了便于流通，四川当地很快有人想到了好办法。
你把钱放在我这里，我给你开张凭据，你在我的商铺里买东西可以直接拿凭据付账，或者你想要回铁钱，也可以随时拿凭据来换，这岂不非常方便？
北宋交子
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从此诞生，首先想到这个方法的是成都的16个富户，其初衷是方便贸易。正如《宋史》记载：
“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根据现代金融学的知识，此时的交子属于“完全准备金”制度，富户只是暂时对大家的钱进行保管，这种方法是可以永久运作下去而不出问题的。
但很快商人们就发现，大家进行存款后不可能每天都把钱都取走，与其让大量的存款躺在库房发霉，不如用来投资做生意赚取更多的利润。
这种做法属于“部分准备金”制度，事实上已经和当代商业银行十分相似了，但问题是做生意不可能包赚不赔，民间富户承担风险的能力毕竟有限。
最终随着投资的失败，富户无力兑现款项，人们纷纷上衙门告状，《宋史》记下了民间“私交子”的最后结局：
“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尝所负，争讼数起。”
民间发行的纸币虽然失败了，但其便捷性却给了北宋朝廷巨大的启发。宋仁宗天圣元年（年），北宋设立交子务，官方发行的纸币开始出现。
二、凭空生钱
早期“官交子”的发行有着极为严格规范和限制。
首先，纸币只在川蜀地区流通，这和试验田的性质差不多，保证全国的财政系统不会短期内受到冲击。
il其次，所有纸币每三年全部回收，用新的交子1比1兑换，这能确保朝廷随时掌握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总额，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
最后，交子的印刷有着严格的规范，可以最大限度上避免假钞的出现。
不过和私人发行的交子不同，北宋官方纸币刚出现就采用了“部分准备金”制度，《宋史》对相关数据的记载非常精确：
“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
在北宋，界这个单位相当于一百二十五万，按本钱三十六万计算，交子的存款准备金大约为28%。相当于朝廷每发行元，就会凭空增加62元的收入。
这个数据肯定是精确计算过的，只要不动用存款准备金，交子永远能够成功兑换成金属货币，即增加了朝廷收入，又不造成通货膨胀。
便民利民，凭空生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
但我们知道，按照常识财富是不可能凭空产生，北宋朝廷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民间的财富聚敛起来花掉了。
若仅止于此，民间对自身财富的损失会毫无知晓，这甚至比民间商户发行的“私交子”更好，把本金花掉虽然不可能像民间投资那样赚钱，但也绝不会亏本到无法偿付。
但开支巨大的北宋显然不会就此收手，由于交子的便利性，在纸币和铁钱同时发行的情况下民间商人宁可承担少量损失，也愿意收纸币。
繁荣的北宋商业
著名文人苏辙曾在《栾城集》中对纸币在民间大受欢迎的情况及兑换比例有过详细描述：
“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
一贯为一千钱，由此可见商人们因为纸币的便利，宁愿承受10%的损失，纸币比铁钱价值更高。那么换种思路，纸币印刷到贬值10%左右也是可以的。
宋仁宗庆历年间，随着西夏的崛起，朝廷军费开支激增，为了筹措费用，朝廷额外在川蜀地区印刷了60万贯没有准备金的交子。
这个数额并不大，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却让北宋尝到了印钞的甜头。
至宋神宗继位，由于和西夏的战争僵持不下，军费开支暴涨，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很快将主意打到了纸币之上。
新党的改革遭到了很大的阻力，甚至于王安石本人最终也罢官回乡，但所谓“人亡政不息”，在朝廷印钞机的全面开动下，交子全面贬值。
以《宋史》哲宗年间的印钞数量为例：
“界率赠造，以给陕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此时的交子已经严重超发，在存款准备金不变的情况下，每界发行额度少则多发数十万，多则至数百万，纸币信用遭到严重打击。
三、竭泽而渔
不过直到此时纸币信用尚未完全崩溃，北宋经济受到的影响也不大，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民间可用交子交税。交子只在蜀地流通。尤其是税收，北宋的税是很重的，交子的滥发虽然导致了贬值，但朝廷仍将其视为足额货币，此时用纸币交税是很划算的。
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公元1年宋徽宗继位，蔡京开始主政，作为北宋著名的奸臣，蔡京的敛财手段非常高明，称之为经济学“鬼才”都不过分。
抚琴图，抚琴者为宋徽宗，红衣者为蔡京
纸币大量印刷贬值了怎么办呢？宣布旧的交子全部作废，按照5：1的比例兑换新交子，赤裸裸的洗劫了纸币持有人80%的财富。
但这显然并不能满足北宋王朝的胃口，蔡京很快想到了扩大纸币流通范围，让更多的人背书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
此时交子的价值已经受到民间广泛质疑，北宋很快就将纸币换了个名字叫“钱引”，随后向全国各地推广。
《宋史》中几乎是将此作为灾难性事件来评价的：
“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
有了全国各地的背书，朝廷的印钞机可谓疯狂，首先“钱引”是没有任何准备金可言的，也绝不允许自由兑换成金属货币。
由于钞票从印刷到流通再至贬值有个过程，朝廷几乎在和时间赛跑，《宋史》记载，大观元年（公元年），“钱引”发行量：
“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
以此计算，当年北宋纸币通胀率高达%，几乎将民间的财富洗劫一空！
除了通货膨胀，蔡京还通过“盐引”对商人进行定点洗劫。
本来“盐引”是指向商人发放的食盐专营许可证，作为回报，商人需要根据朝廷要求，缴纳税赋或者完成向边关运粮的任务。
民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有限的，“盐引”当然不可能无限制印刷。
宋代制盐流程
然而蔡京想到了新办法，在“盐引”上设立极短的有效期，让商人花费巨资完成朝廷任务后根本来不及贩卖食盐盈利。
如此便可无限制的印刷“盐引“，重复卖给新的商人，将他们的财富洗劫一空。
蔡京的敛财术短期内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北宋末年对西夏的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北宋的民间经济却几乎全盘崩溃。
交子的出现对中国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但北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生事物中蕴含着什么样的诱惑和风险。
纸币是价值符号，是交换的媒介，但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通过纸币敛财无非就是对民间公然的洗劫。
北宋上下都明白这个道理，《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宋神宗为自己辩解的话语：
“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
然而在唾手可得的财富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北宋仍然不断放任自己，走向通货膨胀的深渊。
在北宋最后的日子里，宋金结盟，童贯起兵伐辽，在靠近边关的时候发现地方上因为财政枯竭已经很久不练兵了。
不知道此时，北宋朝野上下是否有人感到了一丝恐惧？
参考资料：
《宋史》
《栾城集》
《资治通鉴长编》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