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曾枣庄
3月29日，《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将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大门红瓦宾馆三楼会议厅举行。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顾问、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顾问、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是四川简阳人，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
据悉，今年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一共包括《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苏辙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共万字。这套书是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的重点项目，也是曾枣庄一生从事三苏研究的论著集成，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
日前，曾枣庄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他与三苏这四十年。
耄耋之年，已经跟着苏轼走了四十年
“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27日，曾枣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他研究三苏四十年，可谓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三苏，当年他就是从敬佩苏轼开始，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等。
曾枣庄说，从文学艺术成就角度，苏辙根本不能和苏轼比。但从政治官位，苏辙高于苏轼。两兄弟算是文学史上贡献很大，特别是苏轼，在四川乃至全国很少找到他这样到成就。曾枣庄还谈到，苏洵的散文是写得最好的，因为他成名很晚，文章经过细细打磨，而苏轼是凭借才气写，还未修改就已发表，以至于后来很多文章指出苏轼的错误。
研究苏轼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涉及面太宽。四十年的研究，曾枣庄就跟着苏轼的一生走了一遭。这相当于是整个中国的学术走一遍，一般人很难做到。曾枣庄说，苏轼是一个在各个领域成就突出的创新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第二人可以和他的成就媲美。放在当代，我们应该学习苏轼的人品，真实的人生，学习他说真话。
这套书的出版，对曾枣庄来说，就是想要做一个总结，曾枣庄说，如今很多研究都在炒陈饭，并没有成果。谈到自己的研究有一点主要强调苏轼的重要改革主张，与此前的研究结论都有不同。
这套书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填补学术界空白
去年底，四川省文史馆主办的《文史杂志》同时刊发了陶武先和谢桃坊为《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所作序言。四川省文史馆党组书记、参事室主任蔡竞向记者谈到了他们对这套书的重视。
蔡竞和曾枣庄交往三十年，他说曾枣庄是当现代少有的耐得住寂寞与清贫的学者。以文而论，他的三苏研究视野广、成果丰、质量高；以史而论，他对宋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尤其是集二十年力主持编纂的《全宋文》填补了宋文整理的空白。
蔡竞认为，这次曾枣庄出版的这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史学，还原真实全貌；第二，为文稿的准确性，曾枣庄查阅大量文本古籍，做了基础性的开拓性工作，点校，纠谬，补齐残缺，所以这套书的学术价值非常；第三，这套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他研究的文艺思想，尊重自然，家德家风等思想，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
曾枣庄对三苏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
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谢桃坊谈到他对《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的评价，作为曾枣庄的老朋友，他说，曾枣庄先生值得学习之处在于理论修养很够，对三苏的研究是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不是从文学切入。首先对三苏做了政治上重新评价，曾枣庄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苏轼是革新者，这个是曾枣庄的功绩。
谢桃坊表示，现在很多研究是从概念出发，没有大量事实文献，是空泛的。而枣庄先生研究重视资料，对文献研究下了相当细的功夫。现在学风急躁，冒牌学者多，经不住考验，而曾枣庄不对热点跟风，不凑闹热，他研究学问，适应时代学术发展思潮。
谢桃坊称，国内学术界看来，曾枣庄先生对三苏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曾枣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从三苏研究到宋代文史的大专家。曾枣庄以独特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且是第一个给三苏做年谱和评传的专家。”
随后，成都市社科院研究院李景焉谈到，这部书出版影响深远，因为首先对于初学者，可以找到适用的东西，对学术者来说，又方便查阅资料。他很钦佩曾枣庄能够出这么多成果。他也出过关于苏轼的文章，但比曾枣庄来说，难以望其项背。
曾枣庄在三苏研究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巴蜀书社为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出版这套万字之巨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巴蜀书社总编辑侯安国谈到，近四十年来，研究苏轼的学者众多，各有千秋，但把苏轼研究扩展到三苏研究，通过对苏洵、苏辙的深入研究，在三苏研究的大背景下研究苏轼，曾枣庄是独树一帜，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侯安国称，曾枣庄撰写了学界首部《苏洵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与金成礼合作笺注有苏洵的《嘉祐集》，与马德富合作校点有苏辙的《栾城集》，均是填补空白之作。在三苏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其《三苏评传》、《三苏选集》、《三苏文艺思想》以及大量有关三苏及其后代师友门生的论文，不仅在苏轼之外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苏轼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其《三苏评传》，在宋代历史、文学的大背景下，综合交叉叙述评点三苏的人生道路、文学艺术创作轨迹，侧重梳理分析苏洵、苏母对苏轼、苏辙的培养和影响，侧重比较二苏（苏洵、苏辙）的异同，在三苏家世的考证，苏洵文章优于二苏，苏辙为政长于其兄方面等均有突破性、开创性的论述。其编著作品多次荣得国家出版资助，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各类国家出版大奖。
八千册图书、手稿、著作版权全部捐赠，八十一岁的他还未停下研究
侯安国表示，曾枣庄还是海内外三苏研究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之初即投身其中，曾长期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曾倡议召开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苏辙学术研讨会；并与十余位海外生友长期合作，共同探讨三苏文化；多次在国外讲学，为扩展东坡文化、三苏文化的国际影响推波助澜。
曾枣庄还是一位无私的三苏研究者。他于年1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和手稿等无偿捐赠给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建立了“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所赠约八千册图书和资料无偿供三苏研究者和爱好者使用。年7月，曾枣庄又将其四十余种编著作品捐赠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供人大学子使用。
侯安国谈到，在本次活动中，曾枣庄还将向巴蜀书社捐赠其《丛刊》（十种）的永久性版权，这是四川学者以实际行动，将出版资源留在四川的开创性举动，必将带动更多心系四川、热爱四川的有识之士为弘扬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必将有力推动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顺利实施。
虽已81岁高龄，曾枣庄仍未停止研究工作。今年上半年，巴蜀书社还将推出他的万字之巨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史论分类全编》；明年，巴蜀书社将推出他主编的学界首部《三苏文化大辞典》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文艺述评全编》。现在，曾枣庄仍在主持编纂《宋代三苏文献研究资料》《三苏书信全编》等。
成都商报记者陈谋摄影记者陶轲
编辑官莉
附
三苏带我走进宋代——《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自序
曾枣庄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苏轼，始于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会，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苏轼“翻案”。
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栾城集》(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年中国语文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苏洵评传》（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辙年谱》（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三苏选集》（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曾涛全著）、《苏辙评传》（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三苏传》（年台湾学海出版社），《三苏文艺思想》（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与曾涛合著），主编了《苏轼研究史》（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
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的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还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年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编》（年齐鲁书社）等，出版了《论西昆体》（年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论》（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年凤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即马列主义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
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陈逸夫先生、王朝闻先生、任继愈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礼先生等都给我不少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许嘉璐先生、章培恒先生、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谢桃坊先生、刘尚荣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
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时政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合，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时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
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原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也感谢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