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安，苏辙曾为民治瘟，拜访名贤。
圣散子
苏辙贬谪筠州，适逢水旱频临，灾情严重，对于筠州的灾情，苏辙在《筠州祈雨青辞》中记载得很清楚，“臣来是帮，岁比不登，去夏大水，泛滥城邑，继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几今岁，五种遂芪，以释余病，而亢阳为灾，不雨祢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没想到，苏辙描述的这个洪水情景，竟在他离别筠州近千年之后的公元年，在高安再现：上半年暴雨如注，泛滥成灾，下半年干旱龟裂，骄阳似火。对于筠州人民遭受水、旱灾害的疾苦，苏辙寄以深切的同情。为了缓解旱情，竟至于亲自祈雨，“请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穑，各安其居。”这虽然是不符合科学的，但却能体现苏辙体恤农耕的爱民之心。
初夏的暴雨季节，高安每年总要发生或小或大的洪水灾害。“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腾没州清，淫溢浸蓬蒿，可见发生水灾之易。而这时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老百姓既要受饥饿之苦，又要受雨水浸淫之害。常言道，饥荒与瘟疫并行。据《高安县志》记载:“时大疫，乡俗禁往来(以免传染)，(形似年鼠年春节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动静惟巫祝是卜(此则纯属迷信)。公多制圣散子及糜粥，遍诣病家，与之所活甚众。”
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圣散子是治一切山岚瘴气，时行瘟疫，伤寒风湿等症的良药。这味药方，最初是苏轼从故人巢君那里得到的。苏辙得到这个秘方，当是其兄苏轼传授的。苏轼对医学也是十分精通的，关于用圣散子治瘟疫，他曾说过:“若疾疫之行，平旦辄煮一壶，不问老幼良贱，各一大盏，即时不入其间。″苏轼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就用圣散子治过瘟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据王孟英《温热经纬》指出:昔坡翁谪居黄州，濒江多湿，居人所感，或因中湿，或因雨水浸淫而得。”筠州发生瘟疫的原因，正与黄州的情形相似，是同一类型的瘟疫。因此，苏辙用圣散子，疫民服之多效，使筠州许多疫民得救，其德可敬。(写到这里，感触颇深，期待苏轼、苏辙再现！期待尽早研制出新型圣散子”(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打赢这场抗击病毒歼击战一一笔者)。
来苏渡
苏辙在高安公务之余，不仅“取郡之图书考其风俗人物之旧”，而且喜欢寻访地方耆旧贤老，以表贤励俗。当他得知金沙台的刘平伯以敦朴治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远近咸称长者”(《金沙刘氏家谱》)。便欣然造访。两人过往甚密，有通家之好。他曾写诗一首，记载其事:“待罪东轩仅两秋，催酤事了旦夷犹。奖崇善类询舆论，过往仁贤棹小舟，契合通家忘异姓，情敦同气迈凡流。金沙台上聊舒乐，即景题诗搁酒瓯。”我们从这首诗不难看出，苏辙虽然身处逆境，但他还是不忘教化风俗，劝道人心，关心地方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诗中完全道出了他与刘平伯诗书往来之间的深厚感情，让我刘氏后裔对先辈刘平伯翁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往中获取精髓，流传后世。
宋代元丰七年(公元年)，苏轼从黄州移汝州(受朝庭之命从今湖北黄岗调往河南临汝)，特地弃舟取道富川，从陆路到筠州来看望苏辙。苏轼大约是四月二十九日到达筠州，五月九日离开，虽然仅停留了十天，但多所题唱。这期间，苏氏兄弟曾同乘一小船沿锦江而下，专程前往金沙台拜访高安名仕贤达刘平伯翁。苏轼与长者(平伯翁)一见如故，把酒言欢，且同登金沙台(此台为高安建县第一任县长汉建成候所建造)，“促膝谈心酌叵罗”，临别，苏轼还应刘平伯之请，挥笔画了墨竹图一幅以赠。
苏轼别后，苏辙更是与刘平伯翁来往不倦。为了使苏辙停舟登岸的方便，时人因作亭台，名渡亭。苏辙亲笔书“唤渡江亭”四岁，原诸亭中，以纪来踪。此亭遗址今尚存，秋水轻浅，往往石出可见。从此，人们出于对苏氏兄弟的景仰，遂将他们停船登岸的渡口取名为“来苏渡”，渡口岸边的村子取名叫“来苏村”(今高安市城东筠阳街办左桥行政村来苏邹村，筠州大桥南桥头)。此渡口和村名一直流传至今。(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自《栾城集》)。